辽宁省婚姻登记管理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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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效力、婚姻效力与重婚罪

王璞

问题的提出

张男与王女于2000年10月在某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此前，二人曾长期同居，对外以夫妻相称。2001年10月，二人发生矛盾，张某搬出与王女共住的房屋。2002年元月，张男又与李女办理了结婚登记，并举行了婚礼。王女得知后，以重婚罪将张男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期间，张男以某办事处违法办理结婚证为由，对该办事处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结婚证书。重婚案件遂中止审理。
受案法院在开庭审理后认定以下事实：2000年9月29日，张男持自己与王女的合影照片、王女的离婚判决书，独自到被告处申请办理结婚登记，经办事处人员同意，张男将结婚登记申请表带回家中让王女签字。2001年元月，被告在张、王二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为二人填制了结婚证书。当天，张男与办事处人员一起去为王女送结婚证书，当时王未收，该办事处人员将结婚证书带回自己处保管。至2001年10月15日，张女去该办事处将二份结婚证领走。
受理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在女方未到场的情况下，未对张男提供的登记手续进行核实，便为二人制作结婚证书，违反了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理例》的有关规定。王女拒收结婚证书及办事处人员将证带回的行为，说明该次结婚登记申请以未得到法律的许可而告终。数月后王女要求领证，应视为新的结婚登记申请，被告未查明张男是否同意与王女结婚的事实，而将结婚证交与王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因此判决：撤销被告为原告和王女办理的结婚证。
本案中，围绕着结婚证是否应当撤销、以及撤证是否影响对张某构成重婚罪的认定等，存在诸多争议。本文特列举如下，与同行商榷。

问题一、就本案而言，如果婚姻登记机关仅因程序违法，
是否可以撤销被诉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以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内容，包括程序和实体。被诉行政行为如果存在程序和实体上的违法事由，原则上应被撤销。但是，存在一些特殊事由的，也可以不撤销。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第五十七条和五十八条规定可以看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的情况有以下两类：
一）、作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的判决：
1、行政不作为；
2、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
3、依法不成立或无效。
二）、作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的判决，并责令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将会给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另外，依据《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是撤销将会给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在判决撤销的同时，责令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如果行政行为违法，对该被诉行政行为撤销后，将会侵犯到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且不具有可补救性，如何处理，《解释》中却未作规定。本案中，结婚证书被撤销后，将对张男与王女之间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带来障碍，并会侵犯到王女的合法权益，况且，结婚证书被撤销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措施可以进行补救。对于此种情况，《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未规定。
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行政诉讼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内容，合法性包括程序合法和实体合法，那么一项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又不存在上述《解释》第58条的情况，显然应当被撤销。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仅因行政机关的婚姻登记违反法定程序来撤销结婚证书。该结婚证书的撤销涉及到第三人王女的合法权益，并且不具有可补救性，应作出确认违法但不撤销的判决。
笔者以为，对此种行政行为，应依据《婚姻法》审查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婚姻的实质要件包括：1、双方自愿；2、符合法定的婚龄；3、不是近亲和不存在医学上禁止结婚的疾病。如果当事人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仅在结婚登记时未遵守法定程序，或婚姻登记机关未严格程序，依据最高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本案中二人的婚姻关系应为有效。那么，对于一桩在法律上有效的婚姻，如果因为行政机关的过失而撤销结婚证书，会对无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特别是在一方存在恶意的情况下，如婚姻中一方移情别恋，为逃避重婚行为而带来的处罚时，很容易选择提起行政诉讼而撤销结婚证书，等于是帮助当事人轻易地规避了法律。
另外，“法治行政原则之所以要求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主要是因为违法的行政行为往往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既不直接涉及公共利益，也不涉及当事人之外的公民、组织的权益，即使它构成违法，也不一定必须予以纠正。如果行政违法不侵害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而撤销该行政行为将侵害当事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则不能撤销该违法行为”（1）。最高法的解释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但实践中可以参照第五十八条来处理，作出确认违法（但不撤销）的判决。

问题二、如果该结婚证书因程序违法被撤销，
张男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

张男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首先要考察张男与王女婚姻关系是否有效。对此，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结婚证书仅因程序违法被撤销的情况下，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效力。因为依据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婚姻有效的条件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本案中张男和王女的婚姻关系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也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办理结婚登记。该形式要件的效力并不当然以登记的程序是否合法为前提。若该形式要件的违法不足以影响到或实际未影响到实质要件的成立，那么，该婚姻关系应为有效的婚姻关系。本案中，张男明知自己与他人存在已经登记的婚姻关系，在没有依法解除该关系前，而又与李女结婚，主观上有重婚的故意，客观上造成了重婚的事实，结婚证书被撤销的事实和效力既不溯及张男实施重婚行为之时，也不影响对张王二人婚姻效力的认定。张男的行为应构成重婚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结婚证书被撤销的行为，等同于民事审判程序的宣告婚姻关系无效，一起无效的婚姻关系，自始不发生效力。对李男也无约束力，因此，李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笔者认为，结婚证书被撤销，说明张王二人的婚姻关系已经法定程序被认定为无效婚姻关系。婚姻登记行为不可能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那样，“因程序违法而撤销的，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于不可补救性的结婚登记行为被撤销后，只能说明该桩婚姻关系缺少法定要件而无效。前一个婚姻关系既然无效，便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张王二人也不符合事实婚姻的时间要求，因此，张男虽然存在重婚的主观故意，但不存在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重婚行为；另一方面，重婚罪侵犯的客体为我国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在前一个婚姻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为法律所保护客体也没有被侵犯，因此，若结婚证书被撤销，张男的行为将不构成重婚罪。

小结

分析上述观点，争论表现在以下两点上：一是对于婚姻登记类行政诉讼而言，是否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均应被撤销？二是结婚登记证书如果被撤销，撤销的效力是否溯及到未撤销以前？
笔者认为，婚姻登记行为是国家对私人关系依法进行适当干预并进行监管的行为。婚姻登记同时又对社会公众起到公示的作用，有利于相对人通过政府部门获知公民的婚姻状况。婚姻关系一旦通过政府登记的方式而成立，除非缺乏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否则，不能被撤销；而撤销结婚证书的效力，应当溯及既往，即婚姻自始无效。这是由婚姻登记行政行为和婚姻关系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


（1）张步洪：《行政违法≠婚姻无效 法律规则应互相通用》2003年1月22日《检察日报》
2003、2、8
内容提要：社区矫正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犯罪治理领域进行管理创新的重要成果。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为了实现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规范化，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完成社区矫正法律机制的构建。完整的社区矫正法律机制应当包括适用机制、执行机制、联动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五个方面。在适用机制的构建中，要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和适用对象，确立审前调查评估机制。在执行机制方面，应当确立犯罪风险评估、行为及心理矫正、监督管理、评价与奖惩、扶持帮助等多项制度。联动机制包括分工合作机制与异地托管、交流服务机制两项内容。保障机制包括人员、物质保障和犯罪人权利保障两大方面。监督机制构建中，应当实现内部监督、检察监督、被害人监督和社会监督多管齐下。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 社区矫正 法律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①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来，研究并落实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方法和模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工作的重点。2009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现阶段我国政法工作的三大重点是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刑事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应当紧紧围绕这三大重点工作进行。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是我国在刑罚执行实践中为提高非监禁刑的执行效果，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在其法律机制的构建中，如何形成完备的法律机制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 社区矫正与社会管理创新关系解析
（一）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矫正是运用行刑社会化理念，对传统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进行改革，在吸收其它国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专门机关、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群体的作用，对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扶持帮助，以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社会矫正担负着教育、矫正犯罪人的重要职责，对于犯罪的防控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犯罪的治理与防控无疑是社会管理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因此，社区矫正是社会在犯罪管理方面的重要创新活动，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在犯罪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在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10月在全国全面试行的。在此之前，我国的刑罚全部是由国家专门机关执行的，即便是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人也是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管的。但由于公安机关要承担的社会治安管理、犯罪防控等多项繁重工作，因此，在实践中对非监禁刑的执行中常常因为警力不足而出现只监管不矫正、漏管、脱管等现象。其直接后果就是轻缓刑和监外执行难以有效发挥惩罚、预防和矫正功能。社区矫正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实现了我国刑罚执行的“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变革”，随着社区矫正的试点和全面推行，“不剥夺自由的非监禁刑将开始改变几千来在中国刑罚体系中‘陪衬’地位，与剥夺自由的监禁刑共同成为未来一定时期中国刑罚的主要刑种。刑罚与皮肉之苦的关联被剥离后，刑罚之与‘牢狱’的天然联系也将面临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具有根本和长远意义，是刑罚形态和刑罚观念的革命性变革，是人类自由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可以说，社区矫正使我国的刑罚执行实现了多元化，体现了刑罚执行“非机构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改变既遵循了犯罪防控的基本规律，又能适应我国文化多元、包容性增强，节省司法资源等现实需求。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领域一项卓有成效的重要创新，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在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社区矫正法律机制的构建
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以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从立法层面上来看，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已经具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在多年的实践中，各个地区在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程序设置、工作方式采用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尝试和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矫正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等。这些在实践中已经采用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工作机制，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初步的制度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已于2012年3月1日起施行，这一司法解释是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为社区矫正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方案。但尽管如此，社区矫正毕竟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把其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立法对社区矫正机制予以确认是当务之急。
社区矫正法律机制是通过立法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程序、方式、方法进行确认所形成的法律规范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总称。这一机制应当是在总结各地社区矫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从中选取具有普遍性和可行性的机制，经过合理整合形成的。经过系统研究，笔者认为完整的社区矫正法律机制应当包括适用机制、执行机制、联动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五个方面。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机制
1.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
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监外执行，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权力，因此，人民法院在做出相应判决、裁定、决定的同时，就是在适用社区矫正。
2.确定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在社区矫正试点、试行阶段，其适用对象为“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者、被剥夺政治权利者、被宣告缓刑者、获准假释者以及暂予监外执行者。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犯罪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存在争议。对此，《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以自愿参加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心理辅导、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活动。”本人认为，《实施办法》的规定是妥当的，因为立法并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适用社区矫正，故其并不是法定的社区矫正对象，但是由于其在社会上服刑，因此社区矫正机构有条件、有能力配合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监督，在其自愿的情况下参加部分社区矫正活动也是可行的。对于刑满释放人员是否纳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问题，本人认为社区矫正措施中的帮助扶助措施、心理矫正措施对刑满释放人员顺利融入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在刑满释放人员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对其适用，但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并把其与社区矫正的其他对象区别对待。因为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的社区矫正在性质上并不是刑罚执行方式，而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扶措施。
3.审前调查评估机制
审前调查评估机制是指人民法院在拟宣告缓刑和适用假释之前对被告人或犯罪人的居所情况、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后果及影响、社区居民和被害人意见等进行调查，进而评估是否宣告缓刑或适用假释的机制。新修订的刑法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缓刑、假释前要考虑对居住社区是否有重大不良影响，这就为审前调查评估机制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及时提交委托机关。”这一规定意味着人民法院既可以自行调查，也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前调查。本人认为，考虑到社区矫正适用与执行的衔接以及人民法院的案件负担情况，审前调查评估的主体应当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人民法院可以派员参加调查，仅在确有必要时才可自行调查。
（二）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制
1.社区矫正主体的准入、培训机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是社区矫正机构，而司法实践中我国采用的是“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主管机关的地位事实上已经形成，但仍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以便各部门之间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实现执法统一、保障执法公正。
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应该由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全面管理。实践中，多数地区是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负责社区矫正执行的。笔者认为，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朝着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职社区矫正人员的观点是可取的。在司法行政机关下设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立社区矫正官遴选机制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具体做法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聘任具备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高层次人才来担任社区矫正官，由其主管社区矫正工作，同时监督指导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志愿者、社会帮教人员的矫正活动。当然，在过渡阶段，可以延续各地实践中的做法，由司法行政部门的社区矫正管理人员和抽调的劳动教养干警等担当社区矫正管理职责，同时积极号召专业人士、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与此同时，要定期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法学等方面的培训，经常性地开展工作经验交流活动，以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增强工作能力。
2.犯罪风险评估机制
在社区矫正中，要通过社会调查对矫正对象的犯罪类别、自身性格、文化水平、家庭背景、社会交往、人身危险性、改造态度等情况等进行定期评估，对是否存在犯罪风险做出等级评定。这一评估结果一方面可以作为制定具体管理矫正方案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发现犯罪风险因素，及时预防再犯。
3.行为及心理矫正机制
以往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中一个明显的不足是“重监管、轻矫正”。而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优势恰恰在于有效的矫正而非监管。因此，在立法中，必须明文规定把对矫正对象的心理和行为矫正方案的拟订和执行作为工作重点。在工作中，必须针对每一个矫正对象拟定具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通过思想交流、公益劳动、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矫正工作。
4.监督管理机制
这是社区矫正机构对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机制。在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中，要采用分类型、分阶段、分级别的监管模式。即根据矫正对象犯罪类型及所处矫正阶段的不同，采用宽严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汇报的时间间隔、活动范围、劳动时间、走访和教育频率等方面实行分级处遇，设立按时报到制度、定期汇报制度、会客制度、请销假制度、迁居制度等。
5.评价与奖惩机制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要对矫正对象各方面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做到评价结果与奖惩挂钩，激发犯罪人矫正的积极性、主动性。具体做法是在立法中确立评价奖惩制度的基本框架，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奖惩办法。对于有违规违法行为的矫正对象，应该根据其违规违法的轻重程度，建立起以扣分、处分并附加电子监控、日报告、限制活动范围、增加公益劳动时数等处罚措施、行政拘留等行政惩戒和收监等司法惩戒措施构成的累进制的惩戒制度，实现惩戒的合理性、增强惩戒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要建立以加分、表扬、降低监管级别和减刑等构成的、行政奖励与司法奖励相衔接的累进制奖励制度，以激发矫正对象矫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6.扶持帮助机制
为了使矫正对象能够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重新回归社会，对于生活、求学、就业、医疗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的犯罪人要给予临时安置、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社会救济等帮助。这些工作既要发挥社区矫正机关的主导作用，又要政府有关部门、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的辅助、支持和配合。因此，必须通过法律规定明确相关主体的地位、任务和责任。
（三）社区矫正的联动机制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事关刑罚执行、罪犯改造、犯罪防控、社区安全、社会救助等诸多问题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③ 在运行过程中，不仅涉及到司法行政机关和公、检、法等政法机关，还涉及到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部门。因此，为了保障社区矫正机制的有序、高效运行，各部门应当联合起来、统一行动。
1.分工合作机制
社区矫正的适用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辅助机构具有不同的职责。在实践中，他们应当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合作，举政府和社会之全力保障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就分工而言，人民法院为社区矫正的适用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领导、管理工作，检察院负责社区矫正各环节工作的监督，公安机关配合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及惩戒，财政部门负责社区矫正经费物资的保障，民政部门负责矫正对象基本生活的保障和救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对矫正对象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广开就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就合作而言，在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之间要建立完善的衔接机制，实现法律文书送达、矫正对象交接的及时、顺畅；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及时提供相关资料，接受监督检查，认真听取检察建议，纠正不当行为；公安、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密切配合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积极主动地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支持。
2.异地托管、交流服务机制
社区矫正的执行是分区域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现代社会生活中，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适应矫正对象求学、就业等需求，更好地帮助其回归社会，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中，应当建立异地委托管理和交流服务机制。在不同地区的社区矫正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的工作互助机制，跨地区地进行矫正对象的委托管理、交流服务。这样既能避免过分限制矫正对象流动而影响其发展的弊端，又能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防止“脱管”、“漏管”现象的出现。
（四）社区矫正的保障机制
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必须以充足的物质、人员保障为基础。为此，必须建立起与社区矫正工作实际相适应的保障机制。在物质保障方面，必须建立起经费划拨、筹集和捐赠等制度，为实施社区矫正提供矫正专项资金、工作场所和日常管理经费等方面的保障，逐步确立以中央财政划拨经费为基础，以地方政府提供工作场所、设置专项经费为支撑，以社会捐赠为补充的物质保障模式。在人员保障方面，应当扩大社区矫正专业人才的培养范围，在现有的社会工作、法学、社会学等专业下增设社区矫正方向，有针对性地培养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实际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在召募社区矫正志愿者时应当大力号召、重点动员具有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以提高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增强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在实施中必须充分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因此，权利保障机制不可或缺。在立法中，应该明确规定矫正对象的人格尊严、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未被限制、剥夺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矫正对象对于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行为具有检举、控告的权利，对于涉及其权益的奖惩决定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对于可能影响社区矫正公正实施的工作人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在就学、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有不受歧视的权利等。
（五）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
社区矫正从本质上是行使刑罚权的活动，因此，必须对社区矫正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及行刑腐败的发生。笔者认为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专门机关监督。这一监督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两个部分。就社区矫正的适用过程来看，上级人民法院要对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内部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进行外部监督。就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而言，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所辖区域内的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进行内部监督，人民检察院有权对社区矫正的实施进行外部监督。在立法中，尤其要注意检察监督的方式、程序的设计，以保障检察监督收到实效，避免“走过场”。
第二，被害人监督。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对于侵害自己的犯罪人能否适用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实施情况怎样、犯罪人的实际表现如何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有表达意见、了解情况、提出异议等权利。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社区矫正决定阶段的监督权和执行阶段的监督权两个方面。在社区矫正决定阶段，要认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通过立法确认其在不服决定时拥有上诉、申诉的权利。在社区矫正执行阶段，被害人在发现犯罪人严重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重新犯罪时，有通知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请求社区矫正管理机关和法院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权利。 被害人是监督社区矫正依法进行的重要力量，必须通过立法对其监督权予以确认，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保障其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第三，社会监督。国家其他机关、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及公民个人均可以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于其中存在的违纪违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行为具有批评、检举、揭发等权利。社会监督是专门机关监督和被害人监督的重要补充，三种监督并用方可及时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社区矫正取得良好的刑罚效果和社会效果。
综上，在《社区矫正法》的制定中，应当在全面考察各地社区矫正实践模式的基础上，在立法中对社区矫正的适用、执行、联动、保障、监督等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操作可能性的机制加以确认，以实现社区矫正适用和执行的规范化、法制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