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扩大开放、提高吸收外资水平、促进中部崛起的指导意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4 04:05:38 浏览: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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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扩大开放、提高吸收外资水平、促进中部崛起的指导意见
商务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扩大开放、提高吸收外资水平、促进中部崛起的指导意见
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商务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中部崛起"战略决策，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促进中部地区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地做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工作，现就促进中部地区进一步扩大吸收外资规模，提高吸收外资水平提出若干指导性意见。
一、战略意义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促进东中西互动，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扩大吸收外资规模，提高中部地区吸收外资水平，是加快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内容，是充分发挥中部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是中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二、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发展观念，增强创新意识，坚定不移地扩大中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吸收外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发挥区域优势，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增长，形成东中西良性互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工作目标：各地要高度重视吸收外资在中部地区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以扩大开放，更多更好地吸收外资作为中部崛起的突破口，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加快的有利时机，完善政策法规，拓宽吸收外资渠道，扩大吸收外资规模；发挥中部地区人才、资源比较优势，引导跨国公司向中部地区转移附加值较高的加工制造环节、服务外包业务。经过努力，力争使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今后3-5年内逐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比例有较大地提升，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断增强，外资在中部地区崛起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更加明显。
三、具体措施
（一）积极探索和拓展吸收外资新方式，鼓励外国投资者以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促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增强中部地区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实现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股份制公司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二）积极探索盘活国有资产的有效形式，鼓励外资参与中部地区不良资产的重组与处置，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购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债权和股权，并对其拥有的资产进行重组与处置。
（三）立足中部地区现有的农业、资源、交通、人力等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吸收外资加快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不断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进产业升级，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四）结合中部各省的区域优势，尽快修改《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支持外商投资重点行业和企业。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国家重点发展的现代农业、钢铁、汽车、机械、化工和装配备制造业等，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提高竞争力。积极吸收外资发展服装、食品、轻工、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就业，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基地。国家在上述行业重大项目布局安排上向中部地区倾斜，重大关键技术和设备引进给予政策性信贷支持，重大项目经批准可适当降低资本金比例。
（五）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研究开发中心。充分发挥和综合利用现有资源、人才、生产能力的优势，鼓励跨国公司在中部地区以独资或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合资的形式设立研究开发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在中部地区设立投资性公司、地区总部。
（六）促进中部地区不断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各项服务贸易利用外资试点，优先考虑选择中部地区开展试点工作。发挥中部在全国交通格局中的枢纽作用，吸引外资大力发展物流、交通运输等行业，外商投资物流企业的试点扩大到中部地区。推动中部地区开展承接国际服务贸易转移和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
（七）研究落实CEPA有关规定，支持和指导中部地区做好对接工作，促进港澳地区的现代服务业投资中部地区。
（八）加大宣传力度，推动中西部地区现有优惠政策的落实。
（九）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采取措施鼓励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外商投资中部地区硬件设施环境，提高中部地区的引资竞争力。
（十）根据我国目前重点整合和培育的会展品牌总体规划，支持中部地区举办中部地区投资贸易洽谈会，帮助中部地区打造国际性、专业性的博览会。
（十一）支持和指导中部地区开展投资促进工作，协助中部地区制定投资促进战略、编制中部地区优势产业投资促进报告；推动中部地区整合投资促进资源，形成整体地域优势；支持中部地区利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平台，不断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十二）完善投资服务体系，加强投资促进平台建设和开放型经济人才培训。继续使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中部地区吸收外资加快发展。支持中部地区加强同国际组织、境外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十三）发挥中部地区资源优势，积极支持中部地区通过吸收外资提高资源产品深加工和精加工能力，促进中部地区企业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十四）加快中部地区现有国家级开发区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对发展势头较好、产业特色明显、带动力较强的开发区，在原批准规划面积已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适当扩大用地规模。鼓励中部地区省级开发区加快发展。
（十五）鼓励东部沿海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中部地区，推动东部和中部以及中部省际之间建立协调合作机制，创造条件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之间加强投资和贸易合作。
商务部办公厅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修正）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修正）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11月2日湖南省长沙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89年12月3日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4月30日湖南省长沙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
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的决定》修正 1997年6月4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规定
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私财物不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有关法规，结合我市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扒窃是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车站、码头、商场、集贸市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
第三条 惩治扒窃坚持公安机关主管与社会防治，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公安机关在惩治扒窃方面的职责是：
（一）侦查、处理扒窃案件；
（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反扒窃斗争；
（三）督促有关单位落实防范措施。
第五条 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的管理机构应制定并落实反扒防扒措施，各地治安组织应加强所辖区域的联防。
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负有防范扒窃的责任，应主动协助失主和执勤人员抓获、扭送现场作案的扒窃人员。
第六条 对有扒窃行为的人，公安机关应通知其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其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应做好帮教工作。
第七条 公民对正在扒窃作案或者作案后正在逃离现场的扒窃人员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
失主和知情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第八条 扒窃少量公私财物的，依法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送劳动教养：
（一）因扒窃受过治安处罚三次以上又进行扒窃的；
（二）解除劳教后三年内或受过刑事处罚后又进行扒窃的；
（三）其他累教不改的。
第十条 因扒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携带凶器扒窃、惯扒、结伙扒窃、教唆未成年人扒窃的，应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二条 扒窃情节特别轻微、主动承认错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具结悔过，可以免予处罚。
扒窃作案后，投案自首、主动交待扒窃事实、检举揭发他人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
第十三条 不满十四岁有扒窃行为的人，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第十四条 对举报、抓获、扭送扒窃人员有功和防范、帮教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应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十五条 在反扒防扒斗争中负伤、致残、牺牲，是职工的，由所在单位比照因工待遇办理；不是职工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分别给予医疗、生活补助或者抚恤。
第十六条 执法人员查处扒窃案件，应当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对徇私枉法的，应依法从严处理。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
附：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的决定
（1997年4月30日湖南省长沙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提请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决定
长沙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决定对《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九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送劳动教养：
（一）因扒窃受过治安处罚三次以上又进行扒窃的；
（二）解除劳教后三年内或受过刑事处罚后又进行扒窃的；
（三）其他累教不改的。”
二、删去第十一条。
三、第十四条修改为：“不满十四岁有扒窃行为的人，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并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本决定经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6月4日
人身损害救济之司法变化概论
作者：宋中清
目 录
一、司法变化的引起
二、司法变化的表现方面
1、救济项目、救济数额的困惑与解决 2、史无前例地出台地方司法制度 3、举证责任的倾斜 4、审判公开与判决书论证判决理由 5、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相互拉动与推动 6、初步形成人身损害救济法律制度的新模式
三、司法变化的特点
1、广泛性与普遍性 2、突破性与试探性 3、人本主义特点 4、与道德领域的融合性 5、以我为主的观念性与强大的趋势性 6、与体制改革的互动性 7、专家办案的特点 8、判例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司法变化对相关领域的推动
1、对卫生部门的推动 2、对教育部门的推动 3、对公安部门的推动 4、对餐饮、旅游、客运等服务行业的推动 5、将推动保险业的发展 6、推动基本法的完善 7、推动司法独立与整体排除外来干预 8、引起和推动人身平等权利在法律救济中的实现，完善法律思想体系 9、推动和完善社会评价体系
五、局部谨慎与困惑
（一）局部谨慎 1、刑事司法在人身损害救济上谨小慎微 2、行政赔偿中“间接损失”不赔偿的制度没有发展 3、交通事故损害的司法救济变化较少 4、人身损害司法鉴定程序缺乏应有的细化 5、残后护理费的救济年限未全面发展
（二）困惑 1、医患关系是否消费关系 2、医疗事故与交通事故在救济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3、企业职工受损害与个体雇员受损害在救济上有明显不同 4、对国内、涉外的救济仍有较大的差异
六、律师在司法变化中如何体现自身价值
人身损害的法律救济通常包括协商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三种方式。其中，司法救济由于国家强制效力最高、救济程序最具公正性、救济手段最全面、救济范围最广泛等特点，而对其他方式的救济具有指导和决定意义。
近些年来，尤其是近两年多来，人身损害救济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程度在中国大陆几千年的法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可以说，在中国，正在发生着人本主义的司法变化。这种司法变化适时地，也是自然而然地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又以人们多少感觉意外的速度推动着法律思想体系乃至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完善。这种速度在具有较大合理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试探性。但无论如何，这两方面的特性，在法律界看来，在相关服务行业以外的社会各界看来，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作为律师，基于法律学人和法律服务者的双重身份，没有任何理由对这种司法变化无动于衷。有鉴于此，笔者拟通过本文的论述，概括性地发表实践体会和理论观点与大家交流，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法治建设。
一、司法变化的引起
在人身损害救济方面，我国原有的法律制度集中于《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民法通则》第119条列举了人身损害救济的基本范围，其他条款规定了一些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和补偿责任的情形。除此之外，《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适应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社会上首先产生了进一步立法的需要。自1987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加入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以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立法机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消费者权益损害救济方式逐步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法规①。1991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推出现场直播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②，以后每年主办该专题晚会③。199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1992年5月颁布，同年7月1日实施。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人身损害救济范围除常规的医护费外，有收入损失、出院后护理费、安抚费等费用，规定最高赔偿额80万元。但仅限于涉外。1992年北京出现全国首例消费者诉商场并经协议获赔精神损失的诉讼④。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人身损害救济上实现了赔偿项目的重大突破，规定了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与残疾赔偿金并用、死亡赔偿金制度。其中，《产品质量法》还将《民法通则》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由一年增加到二年。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赔偿法》，规定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其救济标准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最高额为二十倍（含丧葬费）。配合上述法律的实施，各地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条例和办法，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进一步巩固立法成果。然而，在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一直存在法律制度的空白。直到1999年8月，广东省人大通过的《广东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才在全国首次规定经营者用暴力或其他方法侮辱诽谤消费者，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者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的，除承担常规责任外，并给予5万元以上精神损害赔偿⑤。但是仅限于广东，其他地区并无发展。
上述社会舆论的发展、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发展和困惑，不断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司法实践，整个社会在期待司法界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人身损害救济的司法制度上出现积极的变化。各地法院在这种大环境和背景下，相继有所创新，出现了有较大影响的判例。其中，北京和湖北的变化引起较多的关注。1997年9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同类案件中首次作出高额判决：8岁男孩许诺因触电致双臂截肢被法院一审判决获赔206万元；2000年5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省人民医院因护理新生儿过错赔偿孪生幼儿后续治疗康复费、精神损失费等损失高达290万余元⑥。
200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事故原有处理办法规定的鉴定、赔偿等制度进行实质性否定。各高级人民法院在此过程中纷纷制定人身损害救济的司法制度。
以上人身损害救济司法制度发展变化的轨迹显示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对法律制度发展的要求、部门立法的突破性发展为社会舆论提供进一步的依据、社会舆论监督与地方性法规交织进展与困惑逐渐引起司法界对原有人身损害救济法律制度的否定与形成新的理解的主线。
二、司法变化的表现方面
概括地讲，近些年来的人身损害救济司法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救济项目、救济数额的困惑与解决。救济项目的困惑主要体现在死亡补偿费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上。
关于救济项目。
⑴由于《民法通则》第119条等条款用列举的方式并没有直接规定死亡补偿费的赔偿，而在特别法及行政法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国家赔偿法》、《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又规定了死亡补偿费（死亡赔偿金）。这就使人的生命价值在损害救济方面产生了不公平的现象，并且不公平程度非常明显。针对这方面的困惑，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一些统一性的规定⑦，规定所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包括医疗纠纷案件，造成死亡的，均赔偿死亡补偿费（死亡赔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