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暂行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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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若干规定的说明的通知

1988年5月27日，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1987年12月12日发布《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以后，各地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贯彻，并要求对某些具体规定予以说明。经征求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意见，并征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同意，受国务院委托，现将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若干规定的说明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若干规定的说明
一、《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所称“驻军医院”，是指义务兵驻地的团以上级别的部队医院。
二、《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所称“部队编制员额缩减，需要退出现役的”，是指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压缩军队规模、精减部队编制或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经总参谋部商民政部联合发文决定缩减下来的人员。
三、《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四项所称“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是指义务兵在服役期间，因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伤亡病残而造成家庭经济严重困难，本人成为家庭的唯一劳动力，非其回去不能维持家庭正常生活。
四、《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五项所称“国家建设需要调出部队的”，是指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部队成建制或成批地转业到地方参加经济建设的。
五、《条例》第三条所称“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方针，主要是指，各地根据有关政策和规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使退伍军人回到原征集地后得到必要的劳动场所，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既包含了对退伍军人学习、工作、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适当照顾，也包含了应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不能理解为个人想得到什么工作，政府就应该给予安排什么工作。
六、《条例》第四条强调了安置退伍军人是各级人民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必须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进行。
根据198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请有关部门协助民政部做好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通知》和1983年国务院《关于调整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要求，地方县以上(含县)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下设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配备与任务相适应的专职人员，并列入当地人民政府的行政编制。退伍军人接收安置机构为常设机构设在民政部门，负责办理退伍义务兵接收和安置的日常工作。区乡、镇人民政府也要加强对退伍安置工作的领导，指定专职工作人员负责这项工作。
七、《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对退伍义务兵要认真组织接待，是指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形式对退伍军人热情欢迎，亲切接待，使退伍军人感到参军光荣，退伍同样光荣，激发他们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
八、《条例》第八条第一款所称“国家规定”，是指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4 号文件精神，对确无住房或严重缺房的回农村的退伍军人，要通过“自力更生、集体帮助、辅之以国家必要的补助”的办法加以解决。国家财政已于1981年在国家收支预算科目中列上了“退伍军人安置费”。
因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要求，每年适当安排一定数量的经费，及时解决退伍军人确无住房或严重缺房的困难，以保证退伍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九、《条例》第八条第二款所称“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二等功，下同)以上的”，同时包括由大军区、中央军委批准获荣誉称号并分别授予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
十、《条例》第八条第三款所称“有一定专长的”，即指军地两用人才。对于军地两用人才的开发使用，各地可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86)16号文件精神，进行多渠道推荐安置，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勤劳致富，使有一定专长的退伍军人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十一、《条例》第九条所称“实行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办法”，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4号、59号文件精神， 采取由政府向各行业系统分配安置退伍军人任务，各行业系统应保证完成安置任务的一种指令性办法。因此，各部门、各单位包括中央和省属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把接收安置退伍军人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得拒绝接收当地政府分配的任务，以保证退伍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十二、《条例》第十四条所称“家庭住址变迁”，是指战士入伍前与父母共同生活，服役期间，其父母双方户口迁入新的居住地或入伍前父母一方已迁入新的居住地，另一方在军人服役期间迁移(包括由农村迁入城镇)，原征集地无直系亲属。迁居后，父母系城镇户口的，该退伍军人与所在地城镇退伍军人一样安排工作；父母系农业户口的，随父母落户，与所在地的农村退伍军人一样对待。
该条所称“国家另有规定”，是指国务院对某个城市、某个地区的人口迁入另外有规定的。
十三、《条例》第十五条所称“待分配的时间”，是指《条例》规定的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伍军人回到原征集地后等待分配的时间。待分配的时间从报到之日起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因组织造成的原因和其它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不符合《条例》规定安排工作条件的农村籍退伍军人，退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后，又由劳动部门安排就业或者是自行找到工作列入正式编制的，其军龄亦应与参加工作后的工龄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企业单位的，即为本企业工龄)。退伍后至参加工作前从事农业生产期间不计算工龄。
《条例》生效前的退伍军人已按国家有关规定计算的工龄和按工龄计发的各项待遇不再更改。


婚内强奸的刑法分析
崔怀义

摘要：本文针对法学界争议较大的婚内强奸是否构成强奸罪这个问题，结合具体案例，从刑法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强行对妻子实施性行为构成强奸罪。

关键词:婚内强奸 强奸罪 自然权利 强迫性行为

一、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强奸这一严重的刑事行为一旦被揭露,强奸犯往往会受到指责和法律的制裁,但与此同时,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婚内强奸行为。目前,婚内强奸行为出现率正快速攀升。在香港,调查发现九成三受虐待妇女均曾遭受丈夫性虐待,其中包括威逼性交及模仿色情影带进行性行为,部份妇女已经忍受丈夫此种暴力对待达20年之久。[1]在婚内强奸已经犯罪化的美国,婚内强奸依然是数百万妇女面临的严重问题,研究人员估计大约有10%～14%的妇女婚内被奸[2]。就我国大陆而言,1989年～1999年大规模进行的“性文明”调查表明:在夫妻性生活过程中,丈夫强迫妻子过性生活的占调查总数的2.8%,受害妇女绝对人数有几百万之多。[3]就地区而言,1990年上海卢湾区对1800名已婚妇女的调查表明:在夫妻间的性行为中,有8.5%是在妻子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4]。北京的一份调查发现,43.3%被丈夫殴打的妇女紧接着遭到性暴力的摧残[5]

婚内强奸，按照理论上的阐释，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倒退十年，这类事情闻所未闻，而这几年，上海、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却先后发生了丈夫强迫妻子与其进行性行为的案件，并且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亦多有分歧。婚内存在不存在强奸，“婚内强迫性行为”算不算犯罪，这一在法学界、司法界一直争议很大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凸现在人们面前，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争论。

二、案件事实与截然相反的判决

堪称婚内强奸案“始作俑者”的当属王卫明。被告人王卫明与被害人钱某于1993年结婚，婚后王卫明逐渐暴露本性，故夫妻之间逐渐产生矛盾，矛盾越来越大，争吵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感情破裂，于1997年10月8日，上海市青浦县人民法院应王卫明离婚之诉判决准予离婚，但判决书尚未送达当事人。就在这期间，被告人至钱某处拿东西，见钱某在收拾东西，便提出性交的要求，钱某不允，王卫明便使用暴力强行与钱某性交，且致使钱某的胸部，腹部等多处地方被咬伤，抓伤等。上海青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卫明主动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与钱某的婚姻关系，法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后，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两人均已不具备正常的夫妻关系，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王卫明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钱某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卫明的犯罪罪名成立。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１日，青浦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1款、第72条第1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卫明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３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卫明服判，未上诉。这是新刑法实施以来上海判决的首例婚内强奸案。[6]

与该案结果差不多的另一案件发生在素有“花鼓之乡”之称的安徽凤阳。1999年1月，安徽凤阳县李某（男）与年仅19岁的吉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的情况下，按当地习俗进行了婚礼。但婚礼后的吉某因李某性情粗暴等原因，拒绝与李同房，李某便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吉某发生了性关系。2000年初，在吉某持续不断地控告下，李某被凤阳县公安局逮捕归案。6月6日李某被安徽凤阳县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正当人们对上述两案的案情及其判决结果细细“品味”、慢慢琢磨之际，远在内陆的四川又发生了一起婚内强奸案。2000年的3月 23日，四川省南汇县法院对一起类似上海青浦的 "婚内强奸"案作出了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的一审判决。[7]

这几个典型案例，不仅社会反响强烈，媒体关注有加，而且其中蕴涵的复杂的法律问题，也让司法机关颇费脑筋。案情基本一样，但判决结果迥然有异，实际上从一个层面折射出法院在认定婚内强奸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同样是“婚内强奸”，相似的案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决呢？

三、未置可否的法律

翻开国外的法律，不少国家对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有明确的规定，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明确规定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他们认为，婚姻关系是一种基于双方合意的民事契约关系，婚姻关系的建立对夫妻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承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都有与另一方同居的义务，性生活无疑应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合法婚姻关系基础上的婚内性生活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都对婚内性关系采取保护态度，把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成立的前提条件。例如《德国刑法典》第117条规定：“以强暴或对身体、生命之立即危险，胁迫妇女与自己或第三人为婚姻外之性交行为者，处两年以上自由刑。”泰国刑法第276条明文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配偶以外之妇女”；奥地利刑法第201条规定强奸行为是“婚外之性交”；美国伊利诺州刑法典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不是妻子的妇女”。二是明确规定婚内同样可以构成强奸罪。例如《印度刑法典》规定：“当妻子是15岁以下的幼女时，丈夫强迫其性交可成立本罪。”美国《新泽西州刑法》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年老或者性无能或者同被害人有婚姻关系而被推定为不能犯强奸罪。”值得指出的是，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罪的主体，这在世界刑法立法史上并不多见，但是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类似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立法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继美国新泽西州之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特拉华、内布拉斯和俄勒冈等州，在立法上都作了类似的规定。1992年，英国上议院也在第599号上诉案中指出，丈夫可以对妻子犯强奸罪。

反观我国，人们对“性”一向讳莫如深，“婚内强奸”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我国法律目前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在今年上半年轰轰烈烈的《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包二奶”、离婚过错赔偿、家庭暴力、夫妻财产制、离婚条件等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的问题均在条文中给出了说法，但同样为公众所关注的婚内强奸问题却未有涉及。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从犯罪构成来说，强奸罪的主体只能限于男子。那么，丈夫能否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刑法条文是个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司法解释中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很显然，法律对此未置可否是导致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时陷于两难境地的内在原因，不同地方的法院作出迥异判决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四、婚内强奸的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

对于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本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违背妻子意志的手段奸淫妻子，丈夫是否构成强奸罪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争议较大，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 全盘否定说。除了教唆，帮助他人强奸妻子，以及误认妻子是其他妇女而强行奸淫的，丈夫构成强奸罪的以外，丈夫强奸妻子的不构成强奸罪。丈夫基于合法婚姻存在这一前提性事实而不能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8]因为配偶间的自愿性生活已作为婚姻契约中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而受到法律认可，只要婚姻契约不解除，性生活的合法性就不容置疑。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其在行使自己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因而，丈夫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采用的手段不当，但不能因此而定其为强奸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性行为是“违背”妻子意志的，但却不属非法。在我国，从习惯到法律，都没有认定丈夫强迫妻子与其性交构成强奸罪。全盘否定说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甚至向来以自己“代表妇女权益”自称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也认为：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性交，不属于犯罪，只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不妥当行为”。

（二）、全盘肯定说。丈夫强奸妻子的构成强奸罪。其理由是“强奸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即可。丈夫自然也是如此。性的不可侵犯的的权利是妇女人身权利的重要内容,婚姻法基本原则之一的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明确指出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人不得侵犯。如果丈夫违背妻子意志,采取强制手段侵犯妻子的性权利,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9]

（三）、折衷说。任何极端化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既不能置夫妻间婚姻关系于不顾，认为既然我国刑法未把丈夫和妻子排除在强奸罪的行为人，被害人之外，那么丈夫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违背了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就构成强奸罪；也不能过分强调夫妻关系却又把夫妻关系等同于性关系，甚至等同于一般的债权关系，遂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丈夫违背了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均不构成犯罪。折衷说的结论为：一般情况下丈夫奸淫妻子不构成，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构成强奸罪：1、男女双方虽以登记结婚，但并无感情，并且尚未同居，也未曾发生性关系，而女方坚持要求离婚，男方进行强奸的。2、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丈夫进行强奸的 。

对否定说、折衷说的一点看法 （一）、支持全盘否定说的人主要认为：夫妻之间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婚姻法》规定，合法的婚姻产生夫妻之间特定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同居和性生活是夫妻之间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本内容。夫妻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法律承诺，而且这种肯定性承诺如同夫妻关系的确立一样，只要有一次概括性表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终有效，非经合法程序不会自动消失。因此，在结婚后，不论是合意同居，还是强行同居，甚至是丈夫不顾妻子反对，采用暴力与妻子强行发生性关系，均谈不上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奸行为。而且，婚内性关系兼具合法性、合理性、复杂性、隐蔽性、持续性等特点。认定婚外强奸，取证相对容易，如物证（精斑）、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而认定婚内强奸，取证的可行性及客观性有待解决，不仅司法操作上难度很大，而且直接危及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总结起来就是1、如果婚内强奸构成犯罪，就会破坏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2、承认婚内强奸是犯罪就可能使妻子随时以此来要挟丈夫，诬告丈夫。另外，婚内强奸取证也比较困难。笔者认为，这些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当一个妻子站出来指控自己的丈夫强奸她时，那就说明她们的感情已经破裂，这个婚姻还有稳定性可言吗？家庭是社会的一个个小分子，如果对婚内强奸置若罔闻的话，则会使越来越多的妻子受到伤害，从量变到质变，社会能稳定吗？个别公正的失衡会导致整体秩序的紊乱。另外，法律上任何一个罪名的设立都有可能被人诬告和陷害，但这并不能成为法律上取消某个罪名的理由。至于取证难易是司法实践中的技术问题，更不能作为婚内强奸不构成犯罪的借口。但全盘否定说存在着以下几处不妥：

首先，在婚内强奸发生后，为什么有那么多国人偏袒实施性攻击的丈夫，而不同情遭受性蹂躏的妻子呢？这主要是受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因为人类很长一段历史可以说是男性对女性性奴役的历史。在性关系上，妻子根本无性权利，性自由可言，是法定的性奴隶与生育传宗接代的工具，即使遭受丈夫的强暴，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在古代 ，妻子根本没有任何控告丈夫的权利，妻子即使控告属实，也要判罪，作为对“干名犯义”者的儆戒。这从语义的角度来看更能说明问题。椐《辞海》“奸”除了有“犯” 的意思外，“奸”的第二义项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夫妻性关系当然在“不正当”之外，“奸”的本质特征为夫妻以外的男女关系，“奸”本身即将丈夫排除在外，所以，丈夫不容怀疑地享有性霸权。但是，这是什么年代了，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纪元，中国也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国人的经济观念在改变，但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却滞留不前呢？这只会导致法律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滞后，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反作用，拖了发展的后腿。

其次，根据《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既然这样，那么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则性权利就不能为丈夫单方所享有，而妻子也不能仅承担性义务。妻子不仅有过性生活的权利，也有拒绝过性生活的权利。性生活应当是夫妻之间自然默契的灵与肉的交流。认可丈夫有性侵犯的权利，否认妻子有性拒绝的权利 ，是对夫妻平等的极端藐视，也是严重违反性生活应当自愿，互娱这一社会主义性道德的基本要求的，更是对权利、义务对等性的曲解。以丈夫的性权利来抵消妻子的性权利（而使妻子只承担性义务）是极端错误的。

再次，妻子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根本就是不尊重妻子的人格，侵犯妻子的人格权，骨子里是把妻子当成性机器。男女双方结为夫妻，并不意味着丈夫可以任意支配妻子的人格和意志，双方自愿是夫妻进行性生活的前提，这也是已婚妇女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的起码要求。

最后，无论是在婚内还是婚外，妇女都有性的自主权。婚姻仅仅是男女生活的法定结合，故即使是丈夫也不能侵犯妻子的性自主权，婚姻仅仅使得性行为披上一件形式合法的外衣而已，性行为必须具备性交合意这一实质要件，才是真正合法的。否则，结婚就变成了卖身，而结婚证就变成了卖身契！妻子可能连妓女都不如，因为妓女在上床前都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二）、折衷说认为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期间,丈夫进行强奸的才能构成强奸罪.那就意味着处于正常时期的夫妻关系发生婚内强奸,妻子将得不到公正的判决,也得不到安全的保护.这比婚外强奸更可怕,因为婚外强奸中被害人可以得到有利的保护,犯罪人也能绳之于法.然而,在婚内强奸中,妻子却无处申诉,将可能反复遭受丈夫的性摧残.

五、对婚内强奸的正确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