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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立泽 中山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苑民丽 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


关键词: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证明标准/法律真实/客观真实/层次性
内容提要: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定罪与量刑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关键之点并发挥着桥梁作用。就动态的定罪量刑过程来看，从立案、起诉到审判的过程展现了证明标准逐步清晰与升高的纵向层次性，从轻罪、重罪到死罪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又显示出证明标准的逐步严格与审慎的横向层次性。认识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证明标准的动态辩证统一关系，对指导司法机关正确地把握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进而科学地定罪量刑是大有裨益的。


　 一、刑事证明标准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界定

　 （一）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应当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从犯罪学视野（存在论）来看，任何犯罪都是在主观心理支配下造成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结果；二是从刑法规范角度（价值论）来看，构成犯罪必须是一系列主观与客观要件有机结合的总和；三是从司法实践中（认识论）来看，任何案件的事实都必须与司法人员的认识与评价相统一。我国学者曾指出，“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是贯穿刑法始终的三个基本问题，刑法制定和适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正确解决这三者的关系来禁止、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法益。因此，刑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具有协调罪、责、刑关系的功能，才能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才能担负起基本原则的使命。”[1]毫无疑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满足和体现了这一刑法的基本精神和使命：其一，从定罪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与犯罪客观要件（行为、结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机统一。其二，从量刑上讲，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观危害行为与主观恶性相统一，这也是量刑的前提和主要根据。另一方面，在未然之罪上，行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险性（主观的）与前罪、罪中及罪后的各种个人表现（客观的）相统一，这也是量刑必须予以考虑的根据之一。因此，可以说犯罪实质上是一种犯罪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统一，所以也需要我们辩证统一的审视和对待。[2]其三，从行刑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刑法视野内的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减轻及消失与征表人身危险性变化的犯罪的一切行为事实的统一。[3]

　 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作用范围来看，学界目前仍然莫衷一是。但是把它视为定罪原则论则没有争议，不过就定罪原则论而言，又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前者是指其作用范围仅在于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而后者则是指包括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和认定犯罪的司法人员的认识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统一两个方面。我们认为，狭义说失之片面，广义说是可取的，并进而主张主客体相统一原则还应当是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有学者指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4]也有观点认为“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利用证据对争议事实或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5]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适用中的具体表达和规定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以上种表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根本意义和最终目的肯定是为了为犯罪定性即定罪。[6]而定罪，依据前苏联的观点，特拉伊宁就认为“定罪就是确定被审理的作为（不作为）同法律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符合。”[7]在我国，定罪一般也有两种含义：广义的定罪，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犯罪的活动；[8]狭义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依照刑事法律确定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犯了何种罪。[9]可以看出，这两种定义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对定罪主体的认定上，前者涵摄了整个“司法机关”，在我国即公检法三大家，而后者则明确限定了“人民法院”，把定罪权限缩为司法审判权。

　 我们认为，广义的定罪是比较科学合理和契合我国司法实情的。从立法上来讲，为了保障司法活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及其尊严，将定罪权限定配置在人民法院是严谨和规范的，也有利于避免权力释放中间环节过多而可能导致司法适用混乱、擅断乃至腐败。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层面上来讲，在刑事领域案件程序的实际操作中，公检法三机关都不同程度实施和履行了一定的定罪权。从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到有罪判决，不同于民商事裁判的主要特点就是多个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公安和检察机关本质上同法院一起承担和分享了对案件事实的实体证明和程序保障，现实中三机关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权也完全有能力掐断一个案件或者决定其后续司法适用走向。鉴于这种司法事实，我们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分别享有和具体实施的立案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和刑事审判权，实际上都是定罪权并属于定罪权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因为一项制度或者事实可能容易产生个别不利因素，便因噎废食而不予承认。[10]

　 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刑事证明标准关系之界定

　 确定了刑事证明标准在定罪中的适用范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定罪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11]我们进一步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仅是理念性的定罪的基本原则，更是定罪在刑事司法适用中实际衡量尺度和载体实现的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纵观人类刑法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刑事证明标准的指导原则和理念也分别有所侧重和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只注重于犯罪的外部行为及其实害的客观主义原则；其二，只注重于犯罪人和人身危险性的主观主义原则；其三，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揉为一体的折中主义原则；其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引导下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可否认，前三种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但是，其不足也正如有学者所言，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说“没有考虑实施犯罪的个人的情况，也没有考虑犯罪中的特殊情节，这必然导致刑法适用中的不公平的现象。”[12]近代实证学派的主观主义说则会使犯罪概念变得相对模糊，“有侵害行为人的自由之危险，即使采用征表主义，也难以克服主观主义的这一弊端。”[13]而对于折中主义来说，其一，从反面的角度来讲，折中主义实质上“仍然不外乎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论的一种表现。”[14]我们认为，“折中”与“统一”在概念范畴的内涵上并不相同，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为的相对僵硬和被动的截取、拼接和并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并合主义虽然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并非有机统一，而是一种折中。”[15]其二，从比较的角度来讲，折中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消极的妥协和退让，是一种迁就和捏合式的“统一”，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实实在在提出和倡导了一种真正的和主动动态的“统一”，强调在客观现实中积极地发挥人即法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发展和创新，实现了统一的有机和联系。其三，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主客观相统一说是完全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相统一，也是我国刑法基本价值和规范的追求和体现，可控可行，科学合理。因此，我们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三、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中的纵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纵向层次性，是指在刑事诉讼流程中证明标准在整体上的趋严性与递进性。刑事诉讼阶段，“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顺序进行的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各个部分。”[16]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即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四阶段，其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上分别以第86、第129、第141和第162条来规制，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的这一立法层面上的证明标准，看似简洁明确，但实际上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由于刑事诉讼阶段的存在，在不同阶段，司法主体所查明认定的主观性的“法律事实”和犯罪人员所实际实施的客观性的“犯罪事实”的匹配程度的强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证据学上讲，即定罪时证据在立法应然和司法实然的符合程度不一，而现行立法上的刑事证明标准，以一挡四，未能充分体现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实然层次。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现状

　 从立法层面上来看，刑事证明标准规定如下：（1）我国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即只要侦查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刑事追究即可。因此，立案阶段具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属性，证据程度精确性要求相对较弱，证据标准较低。（2）在移送审查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与立案阶段对比，可以看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立法应然层面明确提出，而且法条文本中的“应当”，也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据标准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送审查阶段证据标准具有高度倾向的客观属性。（3）提起公诉阶段，刑诉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7]在司法案件适用程序的第三步，刑事证明标准的钟摆又再次摇向了相对的主观主义，“人民检察院认为”的条件设定和表达其实是体现出了一种主观推定和判断，“应当”被“认为”所替代，公诉比审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在法律表示上又有所降低。（4）在审判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条里并没有写是“应当”还是“认为”，但是，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终结阶段，[18]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客观标准”，[19]因此我们可以说，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比提起公诉的标准更加严格。同时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此处规定的是“案件事实”，而公诉阶段使用的是“犯罪事实”，这两个范畴和标准也并不完全相同，从刑事法的角度来讲，犯罪事实即是指犯罪嫌疑人法益侵害行为成立和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案件事实则是指被告人包括犯罪事实在内的与起诉案件相关的综合事实。无疑，这是对司法审判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在质和量上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实质上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保障人权方面的程序和实体价值统一的体现和必然要求。

　 （二）司法适用中的问题和悖难

　 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对在不同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规定确实体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我国现行刑诉法设置的这一层次并没有与学理逻辑和司法实践做到了完全符合和统一，当前的问题就是：第一，从立法语言的角度来看，我国有法可依的刑事证明标准实际上就仅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12个字，刑事诉讼法立法规定过于笼统而不够精确清晰。第二，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学界及我们在前文中对于从立案到审判的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分析，实际上都是属于一种学理解释，即无权解释，呼吁和亟待立法或司法的有权解释对证明标准适用的规范明确和指导完善。第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对应于我国司法程序中的立案—移送审查—提起公诉—有罪判决四个阶段，当前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是一个低—高—较低—最高的走向和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当前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忽高忽低，逻辑不一，并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连贯递进的统一评价标准和顺序，层次混乱。

　 我们认为，当前立案和审判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出在“低”和“最高”中间的这个“高”和“较低”上，我们倡导一种自始至终由低到高的统一的递进式的逻辑层次。这里存在两个隐藏的逻辑陷阱和悖难：（1）在移送审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过高。“应当”“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主义标准，实质上隐藏的逻辑前提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明中肯定绝对不会犯错，这显然不甚科学，有待完善立法规定。（2）在提起公诉阶段对检察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形同虚设。刑诉法第129条所规定的“应当”显然应当是包含了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含义，因为刑诉是指导实践的程序法，如果其没有在现实中的实然的效果，那就是对法条的不尊重。那么在此情况下，作为移送审查司法后继程序的提起公诉，就面临着一个逻辑悖难，即公安机关在“应当”之下的刑事证明标准规制下，已经几乎将这一案件侦查和确认办成了客观性的“铁案”，那么，检察机关又应当在其中充当如何角色呢？刑诉法第141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主观性的“认为”，我们知道，主观来源于客观，物质决定意识，刑诉法中第141条跟随衔接第129条的隐含的逻辑前提和陷阱就是，检察机关必然要认同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申言之，如果依据现行法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则检察机关应当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凡移送必起诉”，这显然也是与司法事实和适用现实不符合的，其出路仍在于完善立法。

　 （三）司法实践中不同诉讼阶段对证明标准的适用情况

　 不管立法规定与表述如何，司法机关在证明标准适用过程中，还是遵循渐进性的认识规律，体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如据资料显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2008年，共受理了公安机关批捕案件3064件432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120件13987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920件4091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9701件13276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3514件5022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1065件14536人），提起公诉案件3124件439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097件13552人），批捕、公诉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率为100%，起诉后有罪判决率为100%。对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刑事案件起诉率，该院2003-2008年五年平均起诉率为91.25% , 2003-2006年三年平均起诉率为92.35%，而近两年的（2007-2008年）的年均起诉率则为88.90%。众所周知，起诉率的相对降低也就意味着对于公安机关移送案件不起诉率的逐年相对提高，这一数据分别为8.75%、 7.65％和11.10%，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对于证据审查要求的加强和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事实提高，相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检察机关还是起到了应有的对案件过滤和把关更加严格的工作标准和业务要求的作用，体现出了主客观相统一下证明标准衔接性的深化和递进。

　 四、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的横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横向层次性，是指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不同的犯罪乃至同一犯罪在定罪与量刑上的证明标准，事实上存在着的差异性与个别性。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刑诉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只有一条，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刑事案件纷繁复杂，每一例都有其个别性和特殊性，因此，所谓的“确实、充分”只能是总体上的表述和最高目标，如果对所有案件毫无区别地适用最高标准，则必然因其不符合实际而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结合案件的特殊情况，考虑公正与效力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不同类型的案件的采用适度区分的证明标准是务实和明智之举。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市安监局《南京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宁政办发（2010）166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市安监局拟定的《南京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南京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

　　（市安监局 2010年12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保险在安全生产中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效分散生产安全事故责任风险，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保障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号）、《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国家安监总局中国保监会关于大力推进安全生产领域责任保险健全安全生产保障体系的意见》（安监总政发〔2006〕207号）、《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发展的意见》（宁政发〔2010〕202号）等有关规定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过失而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从业人员、第三者等受害人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企业赔偿责任确定依据及方式确定赔偿责任额，在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的一系列责任保险险种，主要包括雇主责任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公众责任险等三个险种。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企业包括：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储存企业，烟花爆竹批发、储存企业，非煤矿山企业（不含砖瓦、矿泉水），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储存企业；

　　（二）船舶修造和拆解企业、运输企业、冶金企业、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化工生产企业以及具有严重职业危害的企业；

　　（三）建筑施工企业（包括市政工程、交通设施建设工程、水利工程和拆除工程施工企业）；

　　（四）市场、商场、宾馆、饭店、医院、网吧、歌（影）剧院、娱乐和休闲等在公众聚集场所经营的企业；

　　（五）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危险性较大的企业。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参加团体意外伤害险和公众责任险，其它企业应当参加雇主责任险和公众责任险。鼓励上述范围以外的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自愿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但上一年度连续发生两起以上生产安全死亡事故或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企业，应当按照政府安全监管部门要求参加本年度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第四条 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应当遵循政策引导、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突出公益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保险公司与投保单位的意愿，运用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机制，逐步实现互利共盈。

　　第五条 各级政府对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推进工作实施统一领导，根据需要成立工作推进领导机构。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组织实施与督促检查工作；做好保险经纪公司的把关、认定和委托工作；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非煤矿山企业、船舶修造与拆解以及市政府考核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宣传推介和投保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做好相关财政政策的支持，风险抵押金的转换等相关工作。

　　监察部门负责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推行过程中违法违纪行为的收集整理和查处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负责房屋建筑施工企业、房屋拆除施工企业、市政设施施工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宣传推介和投保工作。

　　商务部门负责各类商贸市场等公众聚集场所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宣传推介和投保工作。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负责文化娱乐场所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宣传推进和投保工作。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交通运输企业、交通设施施工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宣传推介和投保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储存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宣传推介和投保工作。

　　水利部门负责水利设施施工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宣传推介和投保工作。

　　公安消防管理部门负责公众聚集场所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宣传推介和投保工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具体承担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推进工作的综合指导、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

　　经济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会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积极配合与协作，共同建立规范、协调、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

　　第二章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内容

　　第六条 雇主责任保险（或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指投保企业雇佣的人员（包括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人员）在受雇过程中，从事与本企业有关的工作时，遭受意外或患职业病而致伤残、死亡，根据劳动合同而应由雇主承担的医药费、经济赔偿费及有关诉讼费的保险；公众责任保险是指保障投保企业因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企业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及相关费用的保险。

　　第七条 保险责任主要是承保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从业人员或第三者人身死亡、伤残或急性职业中毒，依法应由企业承担的医疗救治、经济赔偿、应急抢险以及相关诉讼产生的费用等。

　　第八条 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企业应当将直接从事生产作业岗位工作的员工全部纳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参保范围。

　　第九条 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以及近年来我市事故应急救援、善后处理的实际，原则上企业（除建筑施工企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中的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的最高赔偿限额不得低于30万∕人。建筑施工企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中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赔偿限额不得低于20万元/人。

　　第十条 在统一招投标，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的危险程度确定统一的保险条款和费率标准基础上，充分发挥保险费率的价格杠杆作用，实行能够真实反映参保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状况的安全标准化落实情况、安全生产诚信企业评定情况、年度安全生产先进集体评定情况、从业人员规模情况、年度实际事故发生情况等相配套的保险费率浮动机制，促进参保企业自觉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觉落实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措施，积极主动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一）安全标准化调整系数。投保单位通过三级安全标准化验收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5%；通过二级安全标准化验收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10%；通过一级安全标准化验收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20%。

　　（二）安全生产诚信企业调整系数。投保单位被命名为市级安全生产诚信企业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5%；投保单位被命名为省级安全生产诚信企业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10%；投保单位被命名为国家级安全生产诚信企业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15%。

　　（三）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调整系数。投保单位上年度被评为区县级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5%；被评为南京市级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10%；被评为省级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15%；被评为国家级先进单位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20%。

　　以上（一）至（三）项保险费率的优惠比例累计不超过基准费率的30%。

　　（四）从业人员规模调整系数。投保单位从业人员规模2000至5000人（含5000人），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30%，投保单位人数规模5000人以上，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40%。

　　（五）生产安全事故调整系数。投保单位上年度未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降低10%；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提高10%；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提高20%；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提高30%。一年内发生多次生产安全事故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累计提高不超过30%。

　　第十一条 企业投保的具体险种及其保费标准、赔付办法，在遵守上述规定的同时由企业与保险公司自主商定，按保险合同执行。

　　第三章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实施

　　第十二条 采取委托保险经纪公司统一管理，集中组织招投标，实行区域统保、专业经营、系统管理的运作方式，兼顾效率、公正、公开、公平。

　　第十三条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委托省内有实力、有良好信誉和服务水平的保险经纪公司对全市具备开展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资质、条件审核，组织公开招投标，现场宣传推介，选择具有较强的承保与赔偿能力、健全的服务网络、良好的市场信誉、科学合理的理赔程序和服务优质的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作协议，确定各行业统一的保险方案。

　　第十四条 承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应当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设计好与企业安全生产相适应的保险产品，统一保单、统一条款、统一费率、统一保险金额、统一理赔标准，按市场规则运作，实行保本微利，服务企业和社会。

　　第十五条 承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应当明确专门业务部门和人员负责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投保效率，简化投保手续，建立快速理赔通道，并将相关规定和服务承诺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承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的监督管理，建立有效的工作考核机制和市场淘汰机制。对投保企业和保险公司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应当在尊重客观事实、维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加强协调，妥善处理。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整合保险资源，创新承保机制，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全面推行的要求扎实推进。

　　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规范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市场运作行为，防止不当竞争，形成行业合力。

　　第四章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与安全生产

　　第十七条 积极发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风险管理职能，推动风险专业化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体系的结合，强化安全生产事前防范，避免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实现安全生产与责任保险的良性互动。

　　第十八条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作为处理生产安全事故危机、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有效化解社会纠纷，节约政府行政资源。

　　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监管部门要结合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将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情况纳入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的重要内容实施检查。

　　在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中，对拒不参加保险导致受害人无法得到足额赔偿或者因事故赔偿引发社会矛盾的企业，一律依法从重追究企业和企业负责人的相关责任。

　　第十九条 受委托承担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管理责任的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建立与政府相关部门、保险公司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安全责任保险数据库，建立专业化的服务保障队伍，及时收集反馈信息，监督保险公司严格按照招投标要求为投保企业提供规范、快捷、优质的服务。

　　第二十条 承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应当建立相应的安全生产专家队伍，主动采取各项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服务，协助投保企业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提出安全生产改进措施，并督促企业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第二十一条 政府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用，设立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专项资金，用于相关行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指导、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以及表彰奖励等事项，加强安全生产社会化监督保障体系建设。

　　市、县两级相关行业安全监管部门应当设立专项资金账户，按规定用途进行提取和使用，并应当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充分运用经济保险价格杠杆的手段，激励企业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本办法第十条已有明确要求。

　　第二十三条 根据国家规定已缴存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的企业，可以在企业自愿的情况下，将风险抵押金转换成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未缴存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的企业，若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可不再缴存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自行投保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企业，保额不足或未在中标的保险公司投保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赔偿限额到原保险公司补足差额，保险期满后应当到中标的保险公司办理投保手续。在中标的保险公司投保的企业，保额不足的、险种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在原保险公司补足险种和差额。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报市政府备案。

　　第二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