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警察在工地拔枪看警察能否在农民工讨要工资中使用枪支/曹红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1:33:00 浏览: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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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昨天到今天，各大网站、新闻媒体纷纷在头版头条传播“曝6月6日，一安徽民工在苏州工地突发脑溢血送院，因民工没钱，建筑公司又不肯付钱，未及时得到救治而死亡。数十名死者亲属及老乡在6月18日聚集工地讨说法时，老板报警后，淞泽派出所副所长张建林率警察赶到。在纠纷现场，淞泽派出所副所长张建林拔出配枪。”媒体矛头似乎口径一致，派出所民警不该拔枪对农民工。
但笔者认为，警察该不该拔枪，与对方是不是农民工没有任何关系。仅仅以对方是农民工，就一概要求警察不得拔枪不仅于法无据，也使警察处于渎职的边缘。本案中首先警察拔枪的地方是在建筑工地，并非在法庭上。如果说农民工权益受到损害，依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到法院起诉，警察拔枪相对，干扰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这样的警察绝对应当开除警队，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在农民工不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而是哄闹、围堵施工工地，打砸施工人员、设备，这就不再是农民工的维权行为，而是暴徒的流氓行为。对这样的行为警察如果不制止，甚至不通过拔枪警告就不能制止，警察就必须拔枪，否则绝对是失职、甚至渎职，同样应该开除警队。
笔者对这样的新闻有一个感慨，维护权益能否超越法律规定？无容置疑，本案中农民工兄弟在工地上脑出血死亡，即便不构成工伤，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工地建筑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也应当依法给予一定的补偿，而非置之不理、一毛不拔。但是农民工讨要赔偿或者补偿，能否通过围堵工地、阻挠施工的方式进行？众所周知，双方发生争议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起诉，但围堵工地、阻挠施工可以肯定也是违法的。我们不能以违法的手段来追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就是以暴制暴，就是对法制秩序的破坏，并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笔者对这样的新闻还有一个感慨，现在的个别记者报道新闻根本不考虑真实性、全面性，而是断章取义、哗众取宠。正如在本案例中，这些记者对所谓的农民工“共30余人到工地采取断电、断水等方式讨要说法，并围堵工地大门、阻挠工地车辆进出。淞泽派出所张副所长带领民警和警辅队员即予制止，但死者家属情绪激动，抱住张副所长双腿，其余人员围攻警务人员”的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仅仅看到了警察拔枪。笔者试想，如果有朝一日，这样的记者也被这样的农民工围攻的话，警察还该不该拔枪呢？！
案例：
苗某与李某（另案处理）共同购买解放牌卡车用于运输，并聘请程某担任司机，后因工资问题（李某与苗某欠程某1020元工资），李某与程某产生矛盾。某日晚23时许，李某在其租住处再次因工资问题与程某发生争执，李某驾驶解放牌卡车与苗某强行离开（时速20公里），程某双手扒住车门，当车开出去500多米后，苗某见程某仍扒住车门不放，于是持菜刀，用刀背按压程某扒车的左手腕部，程某从行驶的卡车上坠落，导致重度颅脑损失而死亡。
分歧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苗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苗某实施了杀害程某的客观行为，既在行驶的车辆上持菜刀用刀背按压程某扒车的左手腕部，致其坠落而死亡，从主观方面看，苗某具有杀害程某的间接故意，其明知在行驶的车辆上实施的按压等行为，可能会造成程某死亡的结果，对程某的死亡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程某的死亡结果与苗某按压手腕具有刑法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综上，苗某在主观上有杀人的间接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苗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苗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本案例中苗某并不存在杀人的动机和行为，苗某与程某之间的矛盾，仅仅是1020元的工资，虽有一定的争执，但其驾车离开，目的仅是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基于此种目的，李某以低速缓慢行驶，苗某按压程某的左手，意图迅速离开现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苗某也不可能认识到程某作为一个成年人，双手扒住车门的情况下摔下车会发生或可能发生身亡的结果。当时车的时速为20公里，属于低速缓慢行驶，程某用手扒住车门，在这种情况下坠车，如果不是出现碾轧，一般人是根本不会认识到会发生死亡的结果，程某死亡的结果超出了苗某的认识范围。由此可见，从双方争执、驾车离开的行为过程来看，苗某并无故意杀害程某的犯意。综上，苗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分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苗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原因如下：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标准就是：刑法是否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罪过。案例中程某是在晚上11点左右恰值夜深之际在被苗某和李某的卡车以时速20公里的速度拖出去500米以后，在程某仍扒住车门不放的情况下，苗某用刀背按压程某手腕部，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而言显眼能够认识到此时程某有从卡车坠落而死亡的结果，对于此结果，苗某采取的是一种放任其发展的态度，显然是构成故意杀人的间接故意。另外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考虑，程某的死亡和苗某在那种情境下按压程某手腕的行为之间显然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所以综合这两方面考虑，苗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陈亚静
保险公司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系基于法定责任
胡波
案例：甲、乙因所驾机动车发生碰撞，均受伤住院治疗。经交警部门认定：甲负该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甲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向乙履行了11000元的交强险赔付①义务。甲请求乙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向其履行9000元的交强险赔付义务。丙以“甲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全部责任”为由予以拒绝。丙是否负有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的义务？
一般观念（一般理性）认为：自己的行为造成自己的损失，应当由自己承担。甲对该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负全部责任，就应该自己承担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可要求丙或其他任何人、法人或组织承担。故，丙不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也支持上述观点，即，以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致害原因力大小划分侵权责任承担的份额。该次交通事故是甲的全部过错造成的，应当由其承担全部损失。
法律观点A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特殊情况下，无过错也要承担民事责任。丙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的义务即属于特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法律观点B认为：因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约定有“交强险”，当该类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当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履行交强险赔付的义务，不能以“第三人有过错”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故丙应当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
上述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是基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还是合同责任？
笔者认为：丙负有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的义务，既不是基于“过错责任”也不是基于“无过错责任”。虽然，基于“合同责任”的观点较为趋近于“交强险赔付义务”的实质，但是，根本上是基于“法定责任”。理由如下：
其一，保险公司不是“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或“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当事人，因为其既不是“加害人”，也不是“受害人”，因为法律规定其负有“赔偿”义务，所以才加入到前述两类纠纷中来，其仅为“法定的第三人”；
其二，保险公司作为“法定的第三人”，其对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害既未实施“积极的行为”，也未实施“消极的行为”，既无“过错”也非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故而遑论“过错与否”；
其三，如果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赔付义务系基于“保险合同责任”，那么，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缔结“交强险”不是基于“自愿”，而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不具备合同有效的要素之“自愿”，所有的“交强险”均为“无效的民事合同”；
其四，虽然“交强险”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订立，但其不具备“行政合同”的性质和特征，并非“行政合同”。
故，保险公司与交通事故受害人、加害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既不可归入“侵权法律关系”，也不可归入“合同法律关系”，其加入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或“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中并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完全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其负有的“交强险”赔付义务系“法定责任”，唯一的免责事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第2款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作者简介】
胡波，云南省鲁甸县人民法院任职。
【注释】
①保险公司并非“道路交通事故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加害人，用“赔偿”一词，容易误导人们认为保险公司系该类纠纷的被告或共同被告，故本文使用“赔付”。
